环境因素自古以来就非常受到人们重视,如《黄帝内经》里就有明确的记载:“一州之气,生化寿夭不同,其故何也?歧伯曰:高下之理,地势使然,崇高则阴气治之,污下则阳气治之。阳胜者先天,阴胜者后天,此地理之常,生化之道也……高者其气寿,下者其气夭,地之小大异也,小者小异,大者大异。”非常清楚地指出了:若是居住在空气清新。气候寒冷的高山地区的人多长寿,居住在空气污浊、气候炎热的低洼地区的人多短寿。可见,居住地方的水土、气候环境对人体的健康长寿是非常重要的。现代研究认为,海拔1500~2000米之间的山区,阴离子密集,确实是长寿的地理环境。根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,百岁以上老人有3700多人。这些长寿者大都生活在森林多的山庄和少数民族地区。
众所周知,人的死亡主要是由疾病所引起,可是从现在来看,仅仅从治病的途径来延长人类的寿命,潜力是十分有限的。因为近百年来,人类的死亡原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它已从以往的各种传染性疾病为主要原因,改变为以衰老性疾病为主要原因。也就是说,在现时代,死亡多是因为细胞和组织衰老为直接因素而引起的。就拿人们常见的恶性肿瘤。脑血管病及心脏病来说,尽管其发病的直接原因各有不同,但都与细胞和组织的衰老和损伤密切相关。引起这些病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,但恶劣的环境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。早在100多年前,英国医生就发现,在英国,生活在粘土、砖土和河谷冲积土分布区的居民,癌症死亡率很高,而生活在古老、坚硬的岩层区和排水良好的地区的居民,癌症发病率则很低。美国学者也发现,美国的癌症高发区集中在东北部、五大湖周围以及西部沿岸地区。
在我国,癌症的分布在大的范围里,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。就是在小的范围里,各种癌症也都有自己特有的地理分布。如肝癌的高发区集中在福建、广东等地;食道癌高发区主要在北方,其中河南、河北、山西三省交界处的食道癌高发区呈同心圆分布,发病率由中央区向周围逐渐降低。
不但自然环境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,社会环境同样和人们的身体状况紧密关联。如《黄帝内经》里就指出:“凡欲诊病者,必问饮食居处,暴乐暴苦,始乐始苦,皆伤精气,精气竭绝,形体毁沮。”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诊治疾病要注意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。相传,帝尧时代人们就凿井汲水而饮。春秋战国时期居民中还制订了清洁饮水公约,不遵守者以法律处理。我国考古挖掘的古城遗址遗物证实,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地下已有用陶土管修建的下水道,不仅注意到饮水卫生,而且还注意到保护环境卫生。在古希腊,希波克拉底也写过《论空气,水和土壤》等卫生论著。
十八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时,提出了许多与社会因素相联系的医学课题,促使医学家们去探讨社会因素与人群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。1766年,德国人约翰·彼得·费兰克建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和公众的健康,最先提出“医学监督”的想法。1838年德国人捷·埃罗舒提出“社会卫生学”的概念。他指出:人类是凭借着社会才能赖以生存的一种社会动物。他还把卫生分成两大类:一类是个人卫生,它完全隶属于个人的主动性;一类是公共或社会卫生,它需要采取法律或行政措施。
1848年法国人儒勒·盖林第一次把“社会”这个词同医学问题联系起来,提出了“社会医学”新概念。他把社会医学分成四个部分:社会生理学--研究人群的身心状态与它的法律、组织、制度、风俗、习惯等的内在关系;社会病理学--研究健康和疾病的社会问题;社会卫生学--研究增进健康,预防疾病的措施;社会治疗学--制订治疗措施和其他手段对付社会可能遇到的不良因素。
1848年,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,德国人诺尔曼指出:“医学科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”。
本世纪以来,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暴露出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较为突出,社会医学在发达国家为医学界广泛接受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,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。社会向医学提出了许许多多新课题: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平衡破坏所带来的“公害病”;现代工、农业及交通运输业所带来的意外伤残人的增多;人口老化以及社会现代化所引起的疾病谱的变化等等。
总之,由于人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,就必须重视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群健康和疾病的影响。
除自然环境、社会环境外,生物因素亦不能忽视,包括所有与人共存的生物,直接或间接对人的影响。人体的健康还与生物致病有着密切的关系,致病原及寄生虫也影响着人的发育和衰老变化。
可引起人疾病的生物致病原,包括细菌、病毒、支原体、螺旋体、原虫、立克次体、蠕虫等。有些疾病是通过动物或昆虫作为传播媒介致人疾病的,如鼠传播鼠疫、钩端螺旋体病、鼠咬症等,狗传播狂犬病,猪传播猪肉绦虫病,蚊子传播疟疫、乙型脑炎,虱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病等,苍蝇传播痢疾、霍乱、伤寒等病。
生物因素引起的疾病,对人类的生存、生命和年龄增长都造成严重的威胁。在历史上,天花、鼠疫、霍乱、疟疾、流感等等为患,几乎造成一个地区人口的灭绝。如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悲惨的大流行,14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,在欧洲病死者达2500万人,占当时欧洲人口总数的1/4。在近百年内,霍乱曾先后发生6次世界大流行,每次流行死亡人口均以数十万至百万计。
综上所述,不难看出,环境是一个极其复杂、辩证的自然综合体,一切生物都要适应环境而生存,人类不但要适应环境,而且还要利用、支配和改造环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