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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前，我们看到，控制成本压力不小，稳住投资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。一方面，市场要根据需求优化营销策略，另一方面，投资者也要优化策略，把诸多投资项目分出个轻重缓急。”作为投资老将，全国政协常委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原董事长王会生话虽不多，但直奔主题。
投资项目分出轻重缓急，那么此刻孰为重？以5G为例。5G新基建对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正逐步凸显。原本对5G颇有非议的人士发现，5G是个“好孩子”，于扩大内需、打造强大的国内市场、畅通“双循环”意义重大。
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联通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勇看来，要稳住5G投资，关键是突破壁垒，积极推广5G应用。
首先，高度重视物物连接。充分利用5G在传输速率、网络稳定性、大规模连接方面的技术优势，加快开启物与物之间的通信新篇章。同时，不断通过技术升级，降低终端模组成本，完善准入机制。
其次，推动5G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。推动企业内部网络化、信息化改造，利用5G与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与传统行业的叠加，推进5G网络技术在工业自动化中的应用进程，发展5G工业互联网。在国家可以主导的电力、采矿等领域，5G应用实现规模化复制推广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。还可以结合乡村振兴，运用5G支持农业、水利等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。
最后，持续打造重点项目。要把握好节奏，倡导“路等车”思维，适度超前建设。面向垂直行业，要标准先行，引导5G赋能千行百业。加强5G在无人驾驶等领域的应用，进一步扩大5G+车联网试验区范围。着力布局好“5G冬奥”“5G上高铁”“5G丝绸之路”等重点工程，打造明星级5G新基建项目。以“5G”上高铁为例，可加速推动相关方案及设备的“上车”验证，同时，推广5G+4K高铁直播。也可考虑以北京为中心，围绕京张、京雄、机场等高铁名片线路，实施5G高铁“上车”标杆试点。
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我认为关键词之一，是不确定性，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是宏观的、整体的、长期的。在此背景下，要降低成本，不能只着眼于实体要素去考虑问题，还必须从风险视角考虑，换句话说，宏观成本降下来了，微观的成本、企业的成本才可能真正降下来。”谈及此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这样表示。
用刘尚希的话说，从发展阶段来看，我国发展好比攀登珠穆朗玛峰。我们现在爬到了半山腰，越往上爬，不确定性越大，很多风险会转化为相应的成本。比如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风险，还有生态环境风险等。从全球角度看，疫情之下，全球产业分工、产业体系、产业重构，其中蕴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各样的风险。
要应对这一局面，刘尚希认为，政府应针对宏观领域的风险，也就是从防控公共风险角度发力。他的理由是，如果公共风险得到有效控制，市场状况自然而然会好转，这样会避免政策实施与市场的优胜劣汰之间发生冲突，进一步夯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。
在全国政协委员、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看来，有些成本控制，还就得从产业和企业的层面谈起！
“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，要做好能源原材料价格在较长时间处于较大波动的思想准备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主要原因是全球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，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恢复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供应链的正常化，仍然需要较长时间。同时，全球流动性波动也仍然较大，无论是继续增加流动性，还是收紧流动性，都会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带来较大的波动。”此时此刻，杨成长认为我们重点要做好三方面工作。
第一，要学会利用金融市场特别是期货工具，做好能源原材料价格波动的管控工作，期货公司也要帮助企业设计一些稳定价格预期、对冲风险的工具；各方要做好重要能源资源的储备工作，最大限度地打通国际供应链，这方面光靠企业不行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要共同努力；要做好资源品的替代工作，很多资源品彼此之间都有替代关系，这也是控制价格的抓手。
第二，能源原材料价格波动，需要我们从更多角度帮助企业做成本对冲，特别要重视数字经济对控制企业成本的作用，数字经济在工业企业中正在广泛推广运用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企业节约运营成本。
第三，要疏通能源原材料的传导功能，价格波动是市场现象，但如果其不能以合适方式从上游向下游传导，那么成本将由企业承担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制造业最终产品价格一直处在下跌通道，而当价格出现上涨态势时，很多消费者很难接受，也需要我们做好疏导工作。合理区间的价格上涨是正常现象，其对整体物价的影响不会特别大，当然我们也鼓励企业通过自身挖潜改造来消化部分原材料成本，不能简单采取成本转嫁方式。
扩大开放：健全制度安排搭起无形“风控网”
任尔东西南北风，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。近年来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广受各界关注。
中国人民银行在下半年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，要进一步有序推进金融开放。持续抓好金融业对外开放承诺落实，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，推动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开放。统筹协调做好全国性开放、自贸试验区开放和通过自贸协定做出的双边或区域性开放工作。继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。
“近几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扩大金融开放提供了有效支持，而金融的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开放，也需要以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为基础”。作为全国第一个自贸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对此颇有感触。
“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从2013年由上海开始的，建设自贸区的目的，就是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，通过政府管理体制变革更好地为促进新一轮对外开放积累经验，金融开放也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上海是金融中心，境内境外资金需要更好地流动，这对于我们利用好国际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言意义重大。但资金的跨境流动当中，如何防范热钱串来串去而影响金融稳定是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。”据屠光绍介绍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当年上海自贸区有个很重要的安排，就是在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建立自由贸易账户，这条为资金架起的“高速公路”随后开通，而自由贸易账户系统正式投入使用，也被看作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基础设施搭建的重要标志。
“对自由贸易账户，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很简单而又通俗的概括，就是资金的围栏。因为搞货物贸易，怕流动不规范，会在特殊监管区或保税区建起铁丝网，这是有形屏障。但资金是无形的，通过这个自由贸易账户体系，就等于是我们搭建起了一个跨境资金管理的无形铁丝网，既支持合规的跨境资金流动，又有利于监控管理违规跨境资金风险。目前全国有21个自贸区，自由贸易账户也在不断完善。”屠光绍这样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