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学生亲述：疫情之后，如何为医

过去的五年，医护行业似乎进入了至暗时刻，层出不穷的“伤医、杀医”事件让医护人员笼罩在密云之下。在2016-2020年公开报道的139起伤医事件中，共有180位医护人员受到伤害，其中16名医生离开了人世。

随后，疫情的爆发与蔓延则让“医生”站上了风口，在战疫胜利的光环下，他们一下子被拥簇到山顶，接受着无数的鲜花与掌声。

一群学医的孩子成长于这条明与暗的分割线上。

他们或受家庭影响走上学医的道路，或是权衡高考分数与职业规划，做出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，亦或本着一腔热血入杏林，想要救死扶伤、造福社会。但现实的高压常像一张细密的网，高强度的学习和“内卷式”的学历竞争，以及社会医患关系的紧张，有时会围住这群孩子，阻碍他们前进的脚步。

在这段“成为医生”的旅程中，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掀起了波澜。波涛汹涌间，舆论场上纷纷扬扬：医学网课闹剧不断，实习困难重重，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是医护人员数不尽的苦楚，医学生们同时经历着心灵洗礼与自我拷问。笃定或动摇，放弃或坚持，医学生们将会做出怎样选择？

在风平浪静时，我们不妨来听听他们的答案。

01

学医的成本有多高？

胡羽的父母都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医生，但她走上学医路的决定性瞬间却与父母无关。

高中时，胡羽的朋友被猫挠伤，她陪同朋友到医院处理伤口。等候时，胡羽看着急诊室的白墙和成排的病床，看着病人和家属等待候诊时的模样，瞬间有股飘飘然的感觉，“突然觉得有种使命感，我要学医。”

带着一腔热血，高考后胡羽选择了口腔临床医学专业。可踏进这个专业后，她热情的火苗就被紧凑的学习节奏浇灭了。

在学校里，胡羽像个连轴转的陀螺。每周的课堂数量堪比高三——在大二下学期他们一周要上40堂课，期末要考13门课程，许多科目没有划重点，这意味他们几乎需要全覆盖式背诵。“等到真的学医了，反而没有原来的热情了。”

但胡羽的学医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，至少需要5年本科和3年的住院医生规培；想成为层级更高的主治医师，需要硕博学历、行医经验以及持续不断的科研成果产出。

特别在公立医院体系，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选拔制度，某三甲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曾讲道：一个优势科室内，至少有10员大将专业技术过硬，但除了现任主任、候任主任、1位明星医生外，剩下的7人可能一生都怀才不遇。

尽管前路漫漫，当被问及“毕业后会不会选择做医生？”时，她斩钉截铁地回复道：“当然，不当医生这五年不就白读了吗！”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英雄事迹会让她热血沸腾，但学习的重担却又压得她喘不过气，但“自己选的路哭着也要走完。”

除了“5+3+X”年的时间成本，对于普通家庭，培养出一位医生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。除了学费、生活费等投入之外，关键一点在于医生早期的收入颇为局促。

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在采访中提到：“我光读医就用了13年，而一般人上大学读四年之后就上班赚钱了，而我比别人多出来的9年时间，基本都在读书，拿很低微的学生工资。”

正如张文宏所言，大部分本科生在参加规培期间基本工资低，尽管有国家下发的生活补贴，但也只是杯水车薪，社交网站上常可以看到刚毕业的医学生吐槽收入微薄。在上海的科研硕士规培第一年，每月薪资扣除房租水电仅有千余元；在地级市三甲医院工作的骨外科硕士，半年试用期内每个月薪资到手仅2千元……而同期进入互联网大厂、或者金融行业的校友已拿上了数万的月薪。

不少医学生初出茅庐，只能勒紧裤腰带，简单朴素地度过这段时期。但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的小宇认为，职场内卷化的当下，用“13+X”年换取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是一件划算的事情。”

事实上，单从成本角度来看，在中国就读医学院的成本远低于美国，根据U.S. News公布的医学院排名，73所公立学校中，2018-19学年的州内平均学费约3.5万美元；外州的平均学费则接近6万美元。因为在美国医生是高薪职业，申请竞争激烈，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很少，不少医学生毕业后会背负医学教育债务。

然而对于更多中国医学生而言，“高薪”不会总在明面上提起；在“成为医生”的道路上，很多人似乎选择了“用爱发电”。

02

疫情带来的信念洗礼

在南华大学读大三的阿力，有两位亲人从事医学相关工作，他认为医生的付出是一种信念： “就疫情而言，中国所有的医生都为钱而活，那国家不给高报酬，我们就不管控疫情了吗？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医生的付出和回报无法用物质衡量，是很崇高的。”

余白也秉持着相似的想法，他的父亲是广西的骨科医生，一手传统接骨术在省内赫赫有名。不过伴随现代技术的发展，传统的接骨技法逐步被先进的手术所取代，余白最初选择学医是希望继承父亲的衣钵，除此以外，他就想做一名普通的小医生，“如果家人、朋友身体不舒服，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可以帮他们一把。”

然而疫情让他跳开了个体思维的小圈子，当他看到84岁高龄钟南山院士主动请缨，连夜前往武汉对疫情进行初步诊断调查时，他顿生感慨：“小时候以为钟南山是一座山，长大了才知道他真的是一座山。”

这种激励让余白单薄的思维变得厚重，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服务社会的欲望坚定了他 “成为医生”的愿望。余白曾经思考过，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当一名医生会感到害怕吗？他给自己的答案也很笃定：“不害怕。但此生不负白衣，则来世不入杏林。”

在国内TOP级医学院就读的小宇也拷问过自己：“如果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会选择去吗？”他给自己的回答是：“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职业，那救死扶伤就是你的责任。如果有牺牲和奉献，能够从病毒手下抢一个人，就值了。”这股热情充满着感染力，弥漫在小宇所在的新生群体中，似乎经过了疫情，小宇身边的朋友更坚定了学医这条道路。

03

乱花渐欲迷人眼

央视《相对论》栏目中，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曾表示，2020年报考医学专业的人数大大增加，例如清华医学院、协和医学院的人比去年增加了近30%。

除临床医学外，疫情期间备受关注的“疾控”，令公共卫生专业成为单位争抢的香饽饽。一位北大医学部公卫大五学生告诉「财健道」，去年以来，各省卫健系统开始“抢人”，房子在内的各类福利补贴“都端了出来 ”。4月底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，高层对疾控的重视预示着公卫将成为新的显学。

疫情也在高林的学习生涯中打下烙印，“社会压力、社会环境、家庭环境一步一步逼着我去走上这条路，疫情作为助推器，坚定了我的选择。”在他的眼中，医生是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，能够帮助他“混口饭吃”，在吃饱饭的背景下，也能帮助别人，这就是他朴实的心愿。

高林深知以科研水平为标准的现行医生评价体系中，医生不仅只有“救死扶伤”这一项工作，大部分医生同时担任着研究员的角色。白天值班，晚上整理资料、做科研是家常便饭。“如果不是当下这个残酷的社会环境，我又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份辛苦的工作呢。”

作为过来人，在面对学弟学妹学医的热情时，高林总是额外谨慎。2019年高林曾回到母校进行宣讲，面对学弟学妹们如潮水般热情的询问，高林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。他站在讲台上，一口气向学弟学妹们介绍了医学生在大学里需要学习的53本课本。

高林解释道：“高中生信息闭塞，有些盲目热血的弟弟妹妹不知道自己未来将会面临什么，而有些好苗子则是不了解自己擅长的领域与医学的适配度”。而疫情为医护人员镀了一层金光，在这层糖衣的包裹下，更多活在“信息茧房”里的高中生不断强化着自我意愿，而忽略了现实因素。

“学医”的过程是漫长的；成为了医生，高强度的工作还在继续，需要面对医患矛盾、医疗纠纷等问题，或许还要接受人生哲学的拷问——理想和面包的抉择。对于尚且热爱医学的人而言，这终会是一场身心煎熬的修行，如果换作对学医不算坚定的人，痛苦可能会放大百余倍。

“但凡是有些动摇的，我都不会推他一把。学习是一回事，感动是另一回事。”阿力与高林有着类似的观点，他也希望后来人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。相比之下，小宇更为警惕。

“不敢说学医是一件很崇高的事，但我觉得人的生命是非常崇高的。”小宇对专业选择的谨慎来自于对生命的尊敬，他认为医生是要面对人的生命的，在做选择前需要问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、足够的把握去对待你面前的生命。“一厢情愿是风险很高的的一件事。”

04

“我并没有感到光明的未来”

一面是“学医潮”的涌动，另一面则是就业压力的增大。在中国，公立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，医院发展所占的资源比例相对稳定；因此医学生的就业岗位尚未随着“学医潮”而激增，阿力将这一现状形容为“僧多粥少”。尽管“学医潮”的出现代表着医学职业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大众对医生认同感的提高，但站在阿力的视角上，这对他并不友好。

“我感觉这并不像前景一片光明。”阿力自诩不是校园里的“卷王”，但也被迫跟着同学的脚步做出学业规划。他不能理解，在姨夫成为医生的年代，当时的本科学历相当于现在的医学博士，但是伴随着人才的涌入，为何现在的本科学历就像是一张废纸，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或许博士只是成为医生的一块敲门砖。

阿力抱怨着医生愈来愈严重的学历内卷，认为自己深受其害，他感觉自己处在漩涡的中心。南京某一本院校护理学专业的井妍与阿力有着相似的感受，虽然并没有直观地从本校毕业生的就业数据感知到这一点，但她也隐约地察觉到这股压力。

“之前我们学校已经十几年没有招，不知道为什么去年突然招了一批护理专升本的同学。”井妍联想起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状——2016级亟待毕业的同学因为疫情耽搁了省市统考，因此滞留了一大批人没法就业。她猜想专升本的扩招，为这些等待就业的专科生提供了一条新的上升渠道，变相地缓解了就业压力。

井妍的猜想并非空穴来风，去年3月28日，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扩招的通知，预计当年研究生扩招18.9万，专升本扩招32.2万，而扩招的方向集中于临床医学、公共医学、人工智能等领域。长期来看，一线医护储备人才厚度增加；短期来看，在就业岗位锐减的疫情期间，延缓之策亦刻不容缓。

但这股就业压力真的无处排解吗？高林并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就业的压力其实还是来自于科室人才分配的不平等。他举例说到内分泌科是目前较为吃香的科室，病人大部分都住院，治疗手段单一，医生工作压力较为轻松，而像急诊科，医生必须时刻生活在医院的雷达范围内，凌晨随时待命，这是很多人打退堂鼓的原因。

“尽管未来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，但这也意味着更多优秀的人选择加入医生队伍为社会做贡献。”阿力想，竞争总是残酷的毕竟在一个班级里总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，但如果这换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持续性进步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。

写在最后：

“哪有什么白衣天使，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，学着前辈的样子，治病救人、和死神抢人罢了……”这群成长于明暗交接处的孩子们，在懵懂中成长，沿着前人走过的路，或急或缓地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。

在这个推崇速度和效率的“速食年代”，这份需要“潜心”的长征之旅更显困难重重，但正如《小王子》里描述的那样：“你在你的玫瑰花身上耗费的时间，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。”经过了试金石的磨练，“医生”这个字眼在医学生们笃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成本下更为厚重，在后疫情时代显得更加弥足珍贵。